《妈妈教授：在学术界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美]瑞秋·康奈利、克里斯汀·戈德西著，李明倩、宋丽珏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定价：69元

■李秀清

10年前在我所在的学校华东政法大学开的一次科研工作会议上，针对科研考核和职称评审的量化机制，我曾建议，应给予职称升迁期怀孕生子的教师至少两篇核心期刊论文的加分，引得会场哄堂大笑，同事们以为这是玩笑话。尽管会后也有领导说，这“有点道理，但缺乏可操作性”，最终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是开玩笑，我是认真的。在大学校园工作生活30多年，不仅亲历过平衡家庭与工作的手忙脚乱，也见惯了年轻同事们正在面对的此类尴尬和烦心。家庭和工作的平衡其实一直存在，无论何种职业、哪个性别，只要男人不会怀孕、不会分娩、不会哺乳，这些生物学上的机理没有改变，女性对此的感受必然会更加强烈些。

完成博士学业，找到大学教职，不仅要讲好课，还要搞好研究，不断在专业领域产出独创性的学术成果，如此才能在学术界谋生存、评职称、做教授，“不发表，就出局”是学术现实。它与公众对高校教师职业自由轻松、有更多闲暇照顾家庭的印象反差鲜明，也因此强化了女性学者的困境——在学术职场努力谋生存的同时，还要面对家庭成员对其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的期待。

据《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报告，10年间高等教育中女性占比不断上升，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博士学位。我本人也指导了数位女博士， 看着她们通过努力获得教职， 成为我的同事、同行，看着她们日常忙碌、辛劳的身影，犹如看到20多年前的自己。

当下的大学，比我初入职时规模扩大了，宽松度却下降了。从读博士到入教职，从拿到学位到忙于教学、研究和发表这“难熬的十年”，恰恰是女性一生中最适合生育的年龄。那么读博、当大学老师，同时又生儿育女，当一个 “妈妈教授”，还可能吗？会成功吗？

《妈妈教授：在学术界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对此作了明确的肯定回答。 两位作者瑞秋和克里斯汀是美国顶尖文理学院、“小常春藤”之一鲍登学院的老师。

创作本书的想法，萌生于克里斯汀通过剖腹产生下女儿不到一个月——当时她正从加利福尼亚州飞到缅因州横跨整个美国，假装自己是个未曾生育、即将毕业的学生，在校园面试日的短暂间歇，狼狈不堪地躲进厕所里挤奶、匆匆烘干外套上的奶渍，最终得以顺利入职。而当时担任遴选委员会主席的，就是瑞秋。

10年后，撰成此书时，瑞秋是讲席教授，有4个孩子；克里斯汀已取得终身教职，副教授，是一个孩子的单亲妈妈，也是国际知名学者。

在书中，两位作者并不仅仅找到学术界有代表性的母亲范例，还通过调查问卷、访谈等方式，征集将教授和妈妈这两个角色成功结合在一起的女性的故事和建议，为她们提供自身经历之外的多元视角。

本书传递的信息是积极的，不仅肯定能做到，还给出了具体方法和操作细节，与此同时怀有最大程度的同理心——不需内疚，也不用勉强。作者的目的是驳斥那种要么推迟生育要么退出学术界的二元对立，旨在为学术圈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女性提供一本手册指南——从读博开始，到求职、任职，再到成为一名正教授，指导女性学者如何既当好母亲，也当好教授。

作为一本指导书， 它没有太多的心灵鸡汤语录，倒是先用了一定篇幅直陈美国学术环境的种种弊端，列举了“母亲身份和学界那些不美丽真相”的“九宗罪”。 选择成为学者、决定走学术路线之前，你不但要知晓学术界的这些“不美丽真相”，而且要了解“你自己”——这也是两位作者在书中最重要的告诫。

在书中，两位作者基于实证研究，通过任职于不同类型机构的妈妈们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家有孩子的女性学者，在研究型大学工作比在文理学院工作更容易获得成功，尽管研究型大学要求教师一门心思做研究，对于论文发表的期望指标高，但对初入职时的教学和其他社会服务的要求相对不高，终身教职的标准也相对客观、透明； 在成长型综合性大学工作的有孩子的女性学者，满意度最低，研究任务重、教学工作量大，却没有顶尖研究型大学的资源，终身教职标准也不断变化，初入职时将母职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比较困难；在文理学院，本科生与老师交流的期望值存在性别差异，这也可能产生对女教师不公平的教学评价，等等。

如何从“青椒”成长为终身职的正教授，以及在此过程中怎样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本书提供了涵盖研究、教学、学术交流、大学服务、专业服务，以及为自身和家庭投入时间等各个方面的行动指南。

两位作者反复指出，整个学术生涯自始至终的头等大事是研究和发文，“无发表不教授”，不管是最磨人的初入职的五六年，还是在获得终身教职后谋求换个环境寻求更好职位的时期，保持稳定的研究和写作产出是学术成功的关键。这是对于所有大学教师的真诚建言，无关性别。

本书更多的是给有孩子有家庭的女性学者提出具体建议，比如不与他人合作发文，尤其不能与资深的男学者合发论文，申请教授职位之前要成为独立研究者，这非常重要，在同等条件下，女性需要更独立；做好时间管理，找准适合自己的高产时间段用于研究，在日常零碎的时间里一旦有灵感出现即刻列出主题句大纲，之后再见缝插针写些哪怕零碎的段落；每天至少有一部分时间要留给家人，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要百分百投入；在成为终身教授之前，孩子的照片不应该过多地出现在你的办公室或电脑屏保上，与同事闲谈时你心里应该有数，关于孩子，哪些是可以聊哪些是不该聊的，就算照顾孩子的日程压得你喘不过气，你也没必要把细节都告诉同事，更不应该把孩子作为缺席会议、耽误交稿和逃避其他工作责任的理由；降低对房屋整洁度的标准，能将就则将就，把那些传统意义上妈妈必做、不做就会愧疚的家务抛在脑后，不要再纠结袜子配不配对，如果你真有强迫症——袜子必须成双成对，那以后就只买一种款式；书店里有成百上千本育儿书，但要谨记，全读不如不读，此类书籍中有许多看法对职业母亲很不友好，因此，少看、多相信自己……诸如此类，书中有不少这样实用、贴心的 “Tips”。

当然，在尚未真正了解成为学者和教师未来需求的情况下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又不想在大学就职、继续学术生涯，这也无可厚非。每个职业总是有利有弊。学术生活的好处是：读书和思考有报酬；可自行选择议题，做自我指导式的研究；与你所在领域的同事进行国际合作；创造性写作；与年轻人交流合作；灵活安排（特别是在暑假）；有长时间、不间断的教学休假年来做研究；在相对享有盛名的行业工作；或多或少能做你自己的老板，并且 （最终）得到一份体面的薪水。

两位作者甚至认为，很少有职业像在学术圈里这样容易名利双收，这是当今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最满意的职业选择之一。

追求学术一开始像是冲刺，到后面它会变成一场马拉松，学术生涯既需要激情和速度，也需要耐力和恒心。在学术界生存确实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激烈的竞争、不断遭受批评或拒绝的生活并非适合每个人。但两位作者强烈认为，如果你真的想既做母亲又当教授，两者完全可以兼得，你可以成功地将学术与家庭结合起来。母亲身份不应成为那些不喜欢学术生活的女性的借口，她们不应以此为理由决定离开一个她们无论如何都会离开的职业，即使没有生孩子。

本书的撰写虽基于美国的大学体制以及学术生态的调研和访谈，但两位作者的个人经验和教训的分享引起的共鸣和启发是超越国界的。

本书出版于2011年，至今已10多年。瑞秋尽管此前曾接到来自某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橄榄枝，但迄今仍留在鲍登学院任Bion R.Cram经济学讲席教授。克里斯汀于2017年已转至宾夕法尼亚大学俄罗斯与东欧研究系担任终身教授。

本书英文版出版后，获得不少共鸣和好评。这10年美国大学内外的环境变化不小，一些学院也慢慢意识到需要作出改变，许多大学推出了一些“家庭友好型”措施，比如提供家庭保姆佣金、托儿所费用、子女大学学费等方面的补贴。对于女性学者来说，这无疑都是有益的变化。

中美两国的大学体制不同，文化背景也不一样，但各高校竞争的第一“硬核”都是科研学术，重中之重就是科研、发文、重大项目。也就是在此背景下，大学的各种考核层出不穷，且“非升即走”“长聘制”正逐渐推广。

相较于我刚入职的时候，30年后的现在，若要在高校立足生存、求得发展，需要应对的任务重了不止一两倍，年轻学者的压力就更大。毋庸讳言，这对于年轻的女性学者更甚。现在中国的博士数量可观，女性博士走上教职、开启学术生涯的比例也在增大。

通过阅读美国学术界女性同行不久前的经历，我们可以反思她们如何作出个人的选择，吸取她们学术成长过程中平衡工作和家庭的经验教训，进而将教授与母亲的身份和谐地衔接起来。

最后，还想对有志于学术的女博士们再说上几句：只要你认清了自己，作到了心中有数，那就坦诚对待自己追寻的学术之路。当一位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妈妈教授完全可能，成功的女教授比比皆是，美国如此，中国也一样。

虽然现在的入学机会大致均等，但男女两性在就职和自身发展的条件与机会上远没有实现真正的公平。期待我们的大学内部机制能有一些改革，帮助越来越多的女性学者平衡工作与家庭。

（本文系《妈妈教授：在学术界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一书序言，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